刘大印在自家的书房里看书。

　　刘大印（左三）和文友举行迎新春创作笔会。

　　湘西之巅，醴水之源。在湖南省龙山县境内，有一条“湘西屋脊”的大山脉——大灵山。

　　在大灵山腹地石牌镇桃兴村的山窝里，有一个由农民文学爱好者组织——湘西农民文学社自办的内部交流期刊《农民文学》编辑部。

　　这个农民自编自享的文学期刊，主编由被称为“耕读作家的特殊农民”刘大印担任。30多年如一日，他始终辛勤“耕耘”着这片乡土文学。

　　“《农民文学》不是创办出来的，而是耕种出来的。”即便是冬闲时节，刘大印也一刻也没闲着。采访那天，他正忙着给甘肃兰州打工的农民薛金梁等修改文稿，准备编发新一期的《农民文学》。从创刊时本村的10个人，到如今影响到全国多地农民文学爱好者，对待农民兄弟的心血之作，刘大印惜文如金、字斟句酌。

　　他编辑《农民文学》的同时，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新型农民。他在基层首先探索实践并总结出“金字塔”式农业生产结构模式，他一手打造的百亩农庄，今年将由种植型转型为园林型。

　　“振兴乡村，文化是筋、产业是骨，既要有产业的兴旺，更要有文化的兴盛。“湘西州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龙山县委书记周云说。作为一个普通又特别的中国农民，刘大印以农为业、以文为乐，从他的身上，看到了“让农业更有奔头、让农民更有尊严”的新希望。

　　坚持农民文学创作之路：苦中作乐，改变乡村

　　桃兴村海拔在1300米以上，是个典型的高寒贫困山区。

　　1964年出生的刘大印生于斯、长于斯、奋斗于斯。“我生于贫困，但绝不止于贫苦。”青少年时期的刘大印刘立下了志向，但拿什么走出贫困、拯救命运？

　　刘大印初期的选择是在“在文学中求生活”，试图以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同大部分农民一样，他企盼着长大之后能跳出农门。他高中时迷上了文学，但高中辍学后跟着父亲下地劳动，由于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大潮的影响，往往是人在地头，心在纸上。“我从不打牌赌博，夜晚点灯熬油常到子夜时分；平时节衣缩食，用省下来的钱买书、买稿纸；进城必进书店，期待着有朝一日写出成果，走出农门。”

　　这样对文学痴迷的状态持续了近10年，即使是在23岁成家之后，刘大印仍沉迷于文学创作，一边劳动，一边写作。然而，如此这般又过了几年后，他不仅没有写出什么成果，而且家庭依然贫困。于是，他渐渐意识到，文学不能当饭吃，尤其是对他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而言。

　　“仰望文学星空还得脚踏大地。”经过第一阶段纯粹的文学追求之旅后，刘大印决心脚踏实地改变家庭经济面貌。于是，他到广播电视学校学养殖，到乡镇企业干会计，在外面闯荡了一番之后，1996年毅然回乡，开始发展家庭农业。当时，外出打工的人不多，土地资源十分紧张，为扩大耕地面积，他不得不顶风冒雪去开荒。几年后，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他抓住时机转包了几十亩土地进行家庭规模种植。通过十多年的奋斗，收入持续增长，生活不断改善。

　　这段苦中求乐、先苦后甜的生活历程，在2006年，他以一篇4000字散文《回归田园安乐多》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篇散文的刊发，重燃起刘大印的文学梦。

　　“10年前，是在文学中求生活；10年后，是在生活中找文学。”此时的刘大印，更加明白文学来源于生活，也更加坚定了以农为本，就地取材，昼耕夜读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
　　有了生活的底子，创作灵感也喷涌而出。2007年~2009年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5篇中短篇小说，并在几家纯文学刊物刊发。2010年，他加入了湖南省作协。2011年，他参加了湖南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，成为此次会议唯一的农民代表。

　　刘大印虽然在个人的业余文学创作中有了进步，但其中有喜也有忧。喜的是作品得到了认可，忧的是不少农民文友反映：描写“三农”题材的作品难以找到“舞台”。于是，2010年1月，他和当地10位文友一起，自费创办了《农民文学》杂志，并被文友们推选为主编。

　　没有更多的选择，编辑地点就设在刘大印家里。没有经费，刘大印和文友自掏腰包；没有稿源，他们在网上发出征稿启事，稿件刊发即付稿费；没有时间，大家白天劳作，夜晚点灯熬油。

　　因为刘大印的家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大山上，无法接通网络，所以，他要到县城一位文友家收取稿件，先把稿子打印好，然后拿回去编审。这样，每个月刘大印都要在县城和乡下之间往返许多次。有一回刘大印离开县城往家中赶，本来是晚上10点钟前就该给大家报平安，可到了深夜零时县城的文友们还没有收到他的短信。他们心急如焚地把电话打到了刘大印家中。

　　“因为大雪封山，我父亲抱着稿件徒步2小时才从山下走到家门外。”刘大印女儿说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文友们都非常感动，有的甚至抱头痛哭起来。

　　一艺之成，当尽毕生之力。正是这样沤心沥血地办刊物，农民写，写农民，贴近农村、亲近农民、关注农业，全国各地的农民甚至有的名作家，都把自己的佳作投到了《农民文学》编辑部。

　　“改变乡村先从改变农民开始。因为有了刘大印这样一群农民作家，文学开道，文化引路，才会影响更多的农民重建信心、建设家乡。”湖南作家易长松说。

　　探寻农耕文化创新之道：兴农重文，繁荣乡村

　　农民文学的土壤是什么？是农村，是养育了一方人的水土，是那多情的土地。

　　“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，但我绝不能只为文学而生活；只有把文学当做生活的盐，我的生活才会精彩。要想在文学的土壤中种点东西出来，就必须在农业的土壤里种出成果。”经历过生活的打磨之后，刘大印深知一个农民的主业是农业。因此，在创办《农民文学》之初，他就定了两条规矩：第一，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本质工作，若有影响，自动退出。第二，不能因为一起搞文学活动影响家庭关系，特别是夫妻关系，若有影响，自动退出。

　　刘大印说到做到，立志要改造家乡生产环境。从2004年开始，他在开荒、复垦的基础上又转包了几十亩土地，并利用冬天农闲时间在地头修筑机耕道，即便是天寒地冻仍风雨无阻，一直坚持了10个冬天。其间，他沿田边地角和山地修筑了三米宽、两公里长的机耕道，为后来的家庭农场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在这样的辛勤耕耘下，他的承包地里每50米就有一条机耕道，甚至在中心地段还形成了三环格局：东环，中环，西环，营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。

　　“生产环境是外壳，生产结构才是内核。如果内核出了问题，再好的东西也会从内而外被打破，不堪一击。”刘大印的担忧正好切中了现实：许多农民盲目跟风种植，结果造成重复性生产，在市场竞争中一击就垮。

　　什么样的结构才是比较优化的农业生产结构？刘大印推崇的是“金字塔”式结构！

　　在长期农业实践中，刘大印探索出了适合家庭规模经营的金字塔式结构。他介绍说：一般情况下，他每年按农业生产投入程度大小，将家里的农业经济项目分为上中下三层，第一层是投入最大的项目，第二层是投入居中的项目，第三层是投入较少的项目。这就是刘大印说的金字塔式结构。

　　他说，金字塔式结构给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好处：首先，避免了家庭经济大起大落。2012年，龙山的百合走俏，一下子全民追赶，第二年市场滑波，许多农民在后两年亏损巨大。由于刘大印当时没有头脑发热，只种了部分百合，另外种了几种其他作物，因此受影响不大。其次，能够应付天灾。各种农作物都有相对独立的季节性，每一个季节的天灾不会对所有农作物造成失收的影响。其三，能够合理利用家庭劳动力，有利于错开季节型劳动密集度，从而减少雇佣劳动力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劳动收入。

　　这样的结构优化一直在进行。2017年，他种植了烤烟34亩、百合20亩，以及其他粮食作物。由于烤烟市场去年行情较好，而百合市场销售价格很不稳定，因此，在今年的生产结构上他便作出新的调整：投入4万元种植烤烟40亩，投入3万元种植百合10亩，投入2万元种植玉米、马铃薯、黄豆等其他粮食作物40亩。刘大印介绍，之所以在金字塔的顶层还要种植40亩这些粮食作物，主要不是希望通过这些作物来赚钱，而是通过轮作来培植地力，为种植烤烟和百合提供良壤。

　　农业产业做强了，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，也为自己的文学提供了经济的支撑。同时，在探索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过程中，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感悟，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如今，面对办刊的新变化，立足农村文化的新需求，他购置了电脑、打印机、单反相机、摄像机、天文望远镜等便于创作和观察的新设备，带动建起了村里的农家书屋，还精心创作了业界称道、农民欢迎的小说《古道古店》。

　　“以刘大印为代表的一群农民作家，正因为有着他们生存的土壤和环境，才有了应运而生的《农民文学》。他们的作品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绿色果蔬，成了乡村人的待客新茶。”福建作家陈则慧如此评价。

　　“没有刘大印的带动，我们曾经贫脊的翻身村可能还翻不了身；没有他的引路，我成不了当地的种植能手和文学爱好者。”龙山县大安乡翻身村村民梁家胜叹服地说。

　　希望有更多的新农民能像刘大印一样兴农重文。相信在能人的带动、文化的引领、产业的夯实下，越来越多的贫困村会走出贫困，走向振兴。